1979年，国家进入民主法制建设新时期。
这一年秋天，我被调入了立法机关，此前未专门学过法律，只做过一些政策研究，民主与法制的概念在脑海里如云中月，轮廓模糊。起初，分派给我的活儿只是简单的抄抄写写、编印资料，起草和修改法律条文插不上手。为此，曾经自嘲：不是和尚，不会念经，剃了个光头就进到庙里来了。
那时，蒙难十余年，刚刚复出工作的彭真，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法制委员会主任。他是当时党内为数不多的通晓法律的领导人。杨尚昆说，彭真从1954年起，就实际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彭真的一些讲话，我已具体回忆不起来。但有一句话，却至今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在会议上说了一句我从未听过的话：“立法就是要广泛听取意见，既要听取相同意见，更要听取不同意见。民主就是要‘麻烦’一些。”
民主就是要“麻烦”一些。这句话对当时的我来说，新奇而又疑惑。民主当然是好事，为什么会“麻烦”，百思不得其解。
我第一次在立法中遇到民主的“麻烦”，是参加1980年婚姻法的修改时。
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诞生，此后经历了30年的风霜考验。
自1950年婚姻法实施后，自由结婚的风气在农村很盛行。图为1952年11月9日，湖南省醴陵县白兔潭村贫农全裕盛(男)、孙桂华(女)向区政府登记结婚，司法干部正把结婚证书递给他们。摄影/毛松友
1980年，全国妇联等十个单位起草了婚姻法“修改草案”，修改内容包括提高法定结婚年龄等几个问题，而最难处理的，则是对离婚问题的规定。
1950年婚姻法的离婚表述是：
第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对这一项，无论繁闹的城镇，还是偏远的乡村，人们都没有异议。河北山区农民说得好：“两口子都不愿意一起过了，别人还管个啥?”
第二，“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这条新中国成立初期颁布、已执行多年的规定，竟出人意料地引起了一场争论。
从立法机关到社会上，都是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规定是完全正确的，是对人们感情生活的理性尊重。情感是维系婚姻的伦理契约，强制感情已破裂的两人同住一个屋檐下，只会压制并扭曲人性，随时可能爆发一场后果难料的冲突。持这种观点的，城里人、知识界和领导干部居多。一些学者引用恩格斯的经典言论：“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这种主张，有人称为“感情说”。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规定大有问题。一方坚决要求离婚，调解无效就能离，这实际为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等不道德行为开了方便之门。近几年的离婚乱象跟这一规定有很大关系。他们主张：一方要求离婚，理由正当的，准予离婚;理由不正当的，不准离婚。所谓理由不正当，所指主要是“喜新厌旧”“另寻新欢”“第三者插足”之类。这种主张，有人称为“理由说”。
双方各持己见。这一条应如何修改?如何寻找到普遍认同的共识?其实质，则是法律到底支持和提倡何种婚姻的问题。
那阶段，全国各地的申述意见信如雪片纷至沓来。
找了个时间，我作为法制委员会调研人员，跑到了北京的酒仙桥街道和远郊平谷县，听取了干部和百姓的看法，众说纷纭。平谷县的法院数据却让我陷入沉思。按城区、平原、山区三类划分，城区多年来的离婚率最高，平原次之，山区最低。山区有的媳妇“受了婆婆和男人的气”，甚至挨打受骂，到公社要求离婚，公社干部劝阻道：“打是‘疼’，骂是爱，离什么婚呀。”
这让人反思，离婚率越低，是否就越好?
婚姻自由，意味结婚自由，同时也包含离婚自由。只承认前者而否定后者，那就等于说婚姻只有一次性自由。当一对夫妻感情破裂，让这个婚姻解体，就有可能重新建立起两个幸福家庭，不能用法的强制力维持感情破裂的婚姻，这应是离婚自由的“底线”。
为此，法制委员会在彭真的指导下提出了修改方案，在离婚规定中增加了“感情确已破裂”这个条件，改成“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节;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依照立法程序，婚姻法的修改还需要过两个“关口”：先是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其成员大多为法制委员会成员)审议，提出修改和表决方案;再是提请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审议，最后付诸表决。
1980年8月30日，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议程之一便是修改婚姻法。
9月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法案委员会对婚姻法“修改草案”进行审议。彭真坐在主持人位置上，领着法案委员会几十位委员，逐条讨论“修改草案”。
多数条文意见分歧不大，讨论到离婚条款时，遇到了“麻烦”。
这次会议，我受命承担会议的记录工作。
会上的争论聚焦于法制委员会修改方案所加的限制，“如感情确已破裂”，准予离婚。此次争论其实是前段时间社会争论的继续发酵和缩影。
不少委员支持这一修改，认为“两面意见都考虑到了”，“比较合理、可行。”
反对意见从两个对立的角度提出了异议。
一种意见是，增加“感情确已破裂”的限制条件仍然乏力。对“喜新厌旧”、有“第三者”的人，不能这样轻易离婚，“这是对违反道德行为的鼓励”，一些女委员尤其持此种看法。但这受到了其他几位委员的质疑，认为“道德上的错误不能用不准离婚的办法来惩罚”，有人说“应当用批评、处分的办法处理”，也有人说“可以考虑在财产分割时更多照顾没有过错的一方”。
另一种对立意见是，反对增加“感情确已破裂”这个条件，认为它“没法操作”。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的张稼夫，是从晋绥根据地走出来的老同志，和彭真很熟悉。他激动地从会场后面走到彭真面前，指着条文问彭真：“加上‘感情确已破裂’，彭真同志，你手里有没有一把尺子衡量这个界限?如果有，我就同意。如果没有，那就是让法官说了算，该离婚的长期拖着离不了，我不赞成加。”
张稼夫语带火气，声音很大，整个会场立刻安静下来，委员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彭真。
只见彭真冲着张稼夫笑了，说：“稼夫，你真把我问住了。按我原来的想法，也不想加这句话。对离婚案件，法院态度偏严，过分强调调解，久拖不决，导致当事人长期痛苦，甚至激化矛盾，造成凶杀案件。但现在大家分歧这么大，总得找出一个大家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加上这条，说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婚姻上是强调以感情为基础的。”
借着张稼夫的话题，彭真讲了一段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彭真曾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当时，一位领导干部的爱人喜欢上了另外一个男人，夫妻间矛盾很激烈。男方要求离婚，但组织一直不批准，怕影响不好。结果，这个干部忍无可忍，一气之下把那个“第三者”打伤了。彭真说，真“不愿意处罚他。但他犯了法，不处罚不行。如果我们早一点允许离婚，就什么矛盾都没有了”。
会议进行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送来一封信。信是直接写给彭真的。彭真看完后，笑着对大家说：“一位老同志给我们来了一封信。此人叫夏之栩，是革命先烈赵世炎同志的夫人。这信的大意是建议我们对离婚不要限制太严。夏大姐说，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谁离婚都要干涉，这不好。人家过不下去了就分手，我们管那么多事干什么!”
信的大意讲完，会场里笑声一片。
午饭时间到了，这一离婚条款也足足讨论了两个小时。
彭真说：“各位委员都讲了自己的意见，大家的看法越来越接近。因为这一条有分歧，我们就对这一条表决一下。”
表决结果，举手赞成修改方案的占了大多数。
彭真接着说：“这个修改方案在我们这里算通过了，能不能最后通过，还要由代表大会审议决定。不赞成这个修改方案的委员，还可以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
会议结束后，全体与会者包括工作人员都到旁边大厅用餐。我因整理会议记录去得稍晚，服务人员见彭真和杨秀峰、高克林、武新宇等老同志的饭桌上还有一个空位，就把我领到这一桌。
吃饭间，几位老同志感慨道：“一个条文的讨论，花了两个小时，总算定下来了。”彭真说：“立法总要多听不同意见，才能把问题搞准。相同意见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民主就是要‘麻烦’一些。”
这是我又一次近距离地听他讲这句话。与以往不同的是，一年多的经历，让我对这句浅显而又深刻的话，有了更多更真实的体会。
新修改的婚姻法通过后，司法机关对“感情确已破裂”作了司法解释，如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等，为判案提供了“尺度”。
后来，我在立法机关也逐渐承担了组织起草和修改法律案的任务。协调修改法律案确是一件难事。每当众说纷纭、争论不休、难有进展而心生烦躁时，总会提醒自己：“民主就是要‘麻烦’一些。”于是重振精神，耐心地和大家一道寻求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