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夺刀少年”的高考考试、招录可说划上了一个句号。不过，有不少人在为柳艳兵、易政勇的这一选择而惋惜，因为之前曾有不少名校抛来橄榄枝，特别是清华大学，曾明确表达过有录取两名学生的意向。另外像澳门大学，直接给他们送来了校长签署的录取通知书，得知他们英语都不好后，还承诺可以用一年时间对两个学生进行培训，可谓诚意十足。相比较而言，在很多人的感觉中，他们最终的选择，是一种“择低”，而不是“就高”。
这样一种似乎有悖于“人往高处走”原则的选择，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的。两位考生高中母校校长的解释是“压力说”，称两个学生的成绩与清华学生有较大差距，如果贸然入学，学习可能会跟不上，压力很大。柳艳兵一位亲属的解释是“合适说”，称选择的原则是“我们有多大脚，穿多大鞋”。无论是“压力说”，还是“合适说”，都体现了两位考生在进行人生规划时，个人理性的回归，而不单单体现了他们“实在”、“实诚”、“纯朴”的品性。
而从公共事件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种“择低”选择，更是社会日趋理性化的体现。毋庸讳言，无论是为柳艳兵、易政勇单独组织一场“两个人的高考”，还是清华大学等学校的自主招录，还是他们的高考成绩不向社会公布，等等，在每个阶段，社会舆论都不只是一个声音，都展开了较充分的争论。各种利益、各种价值取向进行博弈，最终获得的一般是妥协后相对更理性的的结果。
假设柳艳兵、易政勇真进了清华大学，且不说持反对观点的人的批评，他们在进入清华大学后，肯定会成为媒体一直追逐的目标，这个才是最大的压力。柳艳兵曾疲惫地对记者说“我现在感觉挺累的”，这“累”既来自身体，也来自应对媒体的不适应。选择一个本地的大学，既是选择了一双适合自个脚的鞋子，也是选择了一双适合社会审视眼光的鞋子。
没有一个人会反对褒扬社会上出现的道德楷模的，对他们的褒奖，如果能够纳入一个公正公平的理性机制，那自然更加和谐。不管是担心学习跟不上、英语不好，而不去清华大学、不去澳门大学，还是担心有些人对公平机制的非议，都是一种理性的考虑。我想他们这次作出的选择，体现了一种比较稳妥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