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车夫杨明轩说，行业竞争太激烈了，他们每天的收入很少能达到100元。这个城市的任何核心地带之间，步行不会超过20分钟，只有三四家小型KTV。晚上10点左右，街道就变得很冷清。在这座像极中国大多数90年代初期县城的城市，这个行业挣钱不易。
贵州汞矿关闭后，黄亚平就花了2900元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每天上午6点起床，6点30分发车，上午11点左右回家吃中饭。下午1点，他再次出车，晚饭前收工。周而复始。13年里，他换了4辆三轮车。每台车的价格越来越高，动力也越来越大，但挣钱的空间越来越小。
汞都大道上的车流越来越小。黄亚平开启桔红色的左转弯灯，扭转方向盘，忽闪忽闪地驶向2.5公里左右的城市中心。
2014年6月，黄亚平再婚，妻子来自万山高楼坪。
这是他与前妻离婚10年后的又一场婚姻。1994年，前妻工作的贵州汞矿所辖大龙氯碱煤厂因投资严重失误，资金无力周转而全线停产。在无事可做，生活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黄亚平的前妻前往沿海城市打工。
2001年贵州汞矿关闭前10天左右，前妻回万山与黄亚平离婚。那时，贵州汞矿败象早显，他的月薪只有100元左右，妻子无法再与他生活下去。离婚后，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判给了他。再婚时，儿子已25岁，在贵阳跟表哥学做装潢设计。他说儿子支持他再婚。
这样的离婚现象，不止属于黄亚平一个人。
电焊工曾丽娜也是其中之一。她一生命运波折。7岁时，父亲因汞中毒去世。16岁那年，她刚参加工作时，先去五坑修渣坝，半年后，被调到食堂工作。再后来，她又被调去做电焊工。
2001年，贵州汞矿关闭时，她被以3万多元买断工龄。她在贵州汞矿下属安装公司工作的丈夫，也在这年被买断工龄。
这年，他们10多岁的大女儿还在读小学，儿子也才1岁多。
汞都矿工受困汞毒 深陷毒潭，请看下一页
被买断工龄后，丈夫去临近的贵州玉屏县做摩托车修理。她却因身体诸多不适，以及脑萎缩和胃溃疡等病症无法再工作了。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丈夫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有时连饭都吃不上”。
2009年，丈夫提出了离婚。理由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负担越来越重。现在，曾丽娜每月靠1000多元的养老金生活。但钱太少，“根本不敢乱用。”
多位贵州汞矿的退休职工说，汞矿关闭后，离婚已成矿工二代中的普遍现象。这个现象，与贵州汞矿鼎盛时期的上世纪70-80年代相比，反差巨大。
80年代左右，贵州汞矿普通工人每月都能拿70-80元工资。那会儿，铜仁地区很多县里的年轻人毕业后，都愿意来贵州汞矿工作。“全国只有两三个省没有人在这里工作。”另一个让贵州汞矿工人自豪的事情，是他们的婚恋。“哪怕是有些智障的工人，都能找到一个漂亮媳妇”。
当时，在上海等大城市畅销的奢侈品，诸如两百多元一床的鸭绒毯，也能很快在万山的百货商店卖出去。曾在贵州汞矿电影院担任放映员的刘友培说，那些年，这个电影院经常在第一时间上映最新的国际大片，如在日本轰动一时的《望乡》、印度的《流浪者》，而两公里外的万山特区电影院，通常在两个月后才开始放映。这种繁荣景象，让这个偏居中国西南一隅的山区单位所在地，被贴上了“小香港”和“小深圳”的标签。
矿工们走在外面，“腰杆都比别人挺得直一些”。汞矿关闭后，微薄的收入和沉重的生活压力，让矿工们的腰杆不再像当年直了。而那些当年冲着嫁到汞矿过美好生活的部分姑娘，正渐次颓然离去。
在万山，广为流传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件：梅花路一名陈姓矿工买断工龄后，妻子离他而去。他整日郁郁寡欢，借酒消愁，最后跳楼自杀。也有人说，他是醉酒后，不慎从楼上摔下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