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辱母者，该判罪吗？这两天，山东聊城的“辱母杀人案”被刷爆了屏，各路大咖对此案也都是众说纷纭。小编觉得，无论何种观点，还是应以事实为依据。其实，这起辱母杀人案之所以会引起群情激昂，源于地方法院对忍无可忍的杀人者判处了无期徒刑。

事件大致经过是：山东女企业家苏某曾向涉黑地产老板吴学占借高利贷135万(月息10%)，在偿还184万元现金和一套价值70万元的房产后，仍剩17万未还清。2016年4月，吴学占指使杜志浩等人催债，在苏某家中以及公司极尽侮辱之能事，甚至控制苏某与其儿子于欢人身自由。在外人报警且警察出警到场仍无法阻止事态发展后，于欢从接待室找出水果刀，捅向催债者，杜志浩死亡，其他三人受伤。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此事经《南方周末》调查报道后，在民间引起了极大的舆论反响，争议的焦点在于欢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以及警方是否存在不作为等。

不少人据此及以往因素，认为中国的法律不能保护弱者，持此观点者与要求改革的呼声近年越来越盛，这种观点是非暂且不论，这并不是本案的重点。因为目前刑法对于正当防卫的描述很清楚：一是必须有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二是必须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三是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

换言之，此案的关键不在于现行法律，而在于司法审判机关聊城市中级法院。因为以文字形成的法律，无论多么详尽，都不能应对发生的所有事，这也是英美等国实行判例法，采用陪审团制度的原因所在——判例法的基本思想是承认法律本身是不可能完备的。或者说，于欢所犯究竟是故意伤害罪，还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法院有很大的裁决权。

之所以论定为故意伤害罪，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从法院给的角度看，似乎并非没有道理，但我们也可以根据法律给出另外解释：首先存在不法侵害，且于欢针对的是不法侵害者本人;其次，11个“流氓”(已被认定为黑社会组织)围堵，在诉诸公权力救济无效而侵害仍在继续的情况下，自力救济自然是必然选择。至于拿刀，因为当时于欢如果不拿刀，根本就制止不了不法侵害，也就是说拿刀是当时唯一的正确选择，也正是正当防卫。当然，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可以探讨，即使是防卫过当造成后果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也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至于量刑几年，则在法官的自由裁量的范围内。一些律师甚至根据自身理解，提出判三缓三、判三缓五的量刑建议。

而此案为何一经报道即引起“群情激奋”，很大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重视人情伦理的社会。人情如何定义，《礼记》有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说得很明白，有些事是必须做出来的。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意指某些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其实不亚于生命健康权，而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历来被推崇的。

本案中，于欢作为一个22岁的年轻人，面对一群“流氓”对自己母亲的极端侮辱，奋起反击是人情的本能，如果于欢当时隐忍，反而是一种悲哀，因为他日后如何面对自己的母亲，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如何面对舆论的压力?古代中国崇尚侠者精神，“士为知己者死”，对知己好友尚且如此，何况是自己母亲?换一种角度想，如果当时是你我，会不会像于欢那样做?笔者的答案是：毫无疑问。

《国语》有云：“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仇。”在崇尚孝道的中国，替父母报仇被轻判甚至特赦历代均不乏其例。民国年间，尚有施剑翘因报父仇，在天津佛教居士林刺杀军阀孙传芳，被捕入狱后被特赦。

如今，中国正在建设法治社会和倡导孝道文化，依法治国与适当考虑人情并不冲突。何况从现行法律而言，于欢也属于正当防卫，理应被宽大处理。法律是正义的守护神，惩恶扬善乃其宗旨，即要让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正义。

最后，期待这起“辱母杀人案”的判决能民众感受到正义，期望于欢在二审中得到宽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