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闹婚游戏的转性正是一种在社会习俗的认同和庇护下集体纵欲的表现。中国人的性自古以来是受到压抑的,个人的生理冲动所构成的本我的一部分和由社会规范内化构成的超我之间往往处于永恒的挣扎和斗争中。性作为人类生命与生俱来的需求始终被放在一个黑暗,肮脏的角落,即使是合法的婚姻之内的性往往也是小心翼翼,有所闪躲的。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性的态度普遍是矛盾的,一边是无法回避的生理必需,一边是性释放之后的罪恶和不安。正是这种压抑和矛盾使得性以另一种被包裹的冠冕堂皇的外衣呈现在人们面前,闹婚就是其中的一种。

  在群体性闹婚的活动中,无论是任何行为都是在所谓的闹婚的习俗下自动化处于正确和被允许的默认模式的,这就使得有的人将他人的人生的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婚礼当做一个可以无限放肆和放纵的日子,并专门为此准备了相应的闹婚游戏和活动。

  在这些活动中,也就是在群体所组成的活动中,参与活动的个人的特性已经消失了,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目的为“闹婚”的群体,脱离了作为单个个体活动所受到的法律以及个人道德的约束,成为不用负责的群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在群体和习俗认同的庇护下赤裸的展现自身被压抑的性欲,以另一种更加丑陋和恶俗的形式将其释放。

  群体性闹婚在社交网络发达,亲密关系更加多元化的今天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但是性压抑却始终都在延续,并且很可能以其他的“闹婚”形式重复出现和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