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素质的好坏很难界定。1965年，苏联导演罗姆拍摄的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一群善良的普通人为什么能在战场上迅速成为魔鬼。日本人挑起战争的能力和欲望比中国人强。比如，他们信奉天皇。我相信天皇一下令，他们马上能变成战争机器;天皇投降，他们哭一场，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中国青年报：那中国可以向日本学习哪些好的方面?
崔永元：在中日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时，鲁迅和内山完造(记者注：鲁迅挚友，1916年~1947年居住在中国)通信，也说中国要向日本学习。我总结不出来到底学什么，就说两个小故事。
我去看日本的柔道训练。所有人都在那玩命地练，腿受伤的队员练不了柔道，就练举重。我问教练，不练行不行;教练说，没人管，全靠自觉。
我在日本的旧书店找关于日本电影的书，年轻的店员主动过来问我要什么。我报了一串名字，小津安二郎、黑泽明、田中绢代......店员就一本一本帮我找，找不到还查电脑。这就是一个旧书店啊!你再看咱们的旧货市场，还是那种赶集式的，你一摊我一摊，要什么自个儿翻。
中国青年报：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够?
崔永元：我正在建一个电影博物馆，有很多室内装潢。还没开馆，贴上去的木条有的已经开胶了，有的地方螺丝少拧了一个，或者拧歪了。我们这种大大咧咧、无所谓、差不多就行的作风，和日本人的精细、一丝不苟，形成了天壤之别。
说个最简单的事儿，国家足球队。我们组成国家队的各个俱乐部的队员，在代表中国去踢球的时候，能不能不想钱?就一门心思想着我是代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去踢球?做不到。因为在俱乐部踢球能挣很多钱，在国家队挣不了，万一受伤了，还损失好几百万、上千万元，谁赔我呀。
所以，在余戈的新书发布会上，有这么多人周末晚上过来认真地听，还提了很多专业的问题，我特别高兴!希望这样的人能多一些，别凤毛麟角。不然组成不了一个团队、一个集体，更组成不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