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生活压力太大，我们班当初一起来的30个同学，如今只剩三四个。”第一次来北京实习时，彭慧就见识了首都的包罗万象。

　　彼时的她在中国美术馆实习，做服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告知游客不要碰画、不要吃东西喝水。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5点，站两个小时休息半个小时。包吃包住，每个月拿到1900元补贴。

　　彭慧回忆，从没见过那么惨的“包吃包住。“她和另外17个人住在一间40平方米的地下室。正值北京的冬天，地下室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大概是由于不习惯北京的自来水水质，彭慧的脸上开始冒痘痘，“当时的条件又只能用冷水洗脸，那时候满脸痘特别不想见人，丑死了。”

　　大部分时候，彭慧需要掰着手指算钱过日子。在交完所有费用之后，彭慧的手里只剩800块钱，公司在最初的一个月不发工资，她需要用这些钱过完两个月。公司只提供午餐和晚餐。彭慧从来不吃公司的菜，只吃米饭。有时去早市买些咸菜，就着米饭一起吃。晚上的时候彭慧从食堂拿两个馒头，花10块钱买一盒8个的咸鸭蛋，还有老干妈辣酱。晚上1个馒头、半个咸鸭蛋，剩下的留到第二天早上当早饭。“如果实在忍不住，头天晚上吃了一整个咸鸭蛋，那第二天早上就不吃了。”第二天早上的馒头一咬一掉渣，彭慧就着辣酱，喝着水，大口大口地往下咽。后来发工资了，彭慧想要改善一下伙食，买了个煎饼果子，还有“双夹”——一种夹了鸡蛋和火腿的饼。

　　彭慧不愿意回忆起当初的苦日子，对未来也没有显出一筹莫展。辞掉工作后，她正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目标是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工资可以比以前低点。“头疼死了，毫无头绪，想找个文职类的助理工作，但自己办公软件什么的又不太在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但公司不给交五险一金，别的倒无所谓，医保一定要交啊。”彭慧有时觉得，实在不行就继续做销售，毕竟是熟悉的领域，但是自己又没有本科的学历，她对于找工作略显迷茫和无能为力。

　　彭慧有时会羡慕一个同学的舅舅，70后，多年前两手空空来到北京，没有学历，只有吃苦耐劳的劲儿。“当时他刚结婚，还要养孩子，一个月工资几百块。就靠自己一步步奋斗，现在在北京有房有车，还有自己的公司。”彭慧觉得自己现在拼不过“富二代”，也不指望在北京买上房。“北京只适合挣钱，不适合居住。3年之后，我和对象赚足了钱就在老家买房，长远的打算还是回家。”彭慧说自己在学校时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复杂的问题，每天过得很开心。工作之后，学着生存，这些问题迟早会找上门来。

　　“只为活着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

　　李可很少对这座城市投入感情。在这间群租房里她总是显得焦躁而愤怒，与这里居住的医院护士、来京实习大学生、推销银行信用卡的职员不同，李可在北京已经工作了三四年，自称是培训学校的副校长。

　　因为进进出出的人太多，群租房的门锁并不好用，姑娘们每次出门前都要仔细检查几遍有没有带钥匙。因为如果没带钥匙，敲门是没人会来开的——“有人敲门时，×姐不让我们开门。”姑娘们口中的“×姐”是这里的房东或是二房东，租客们也不知道×姐是不是这栋房子的实际拥有者，她们与她的联系是每个月定时交房租和房间里有东西坏了时，打电话给×姐，她会派人来修。×姐也不允许代收快递，习惯网购的年轻人只能自己在家的时候让快递来送。

　　不久前，这间房子刚刚被人举报过。在电梯里也时常有邻居向租客们打听房间里是不是住了很多人，租客们往往讳莫如深。令她们头疼的还有小区的大门口，由于需要刷卡进入，没有卡的租客们，只能等着别人进出的时候跟在后面。“人多的时间段还好，可是有时候人少，远远看到前面有一个人要进去或者里面有人出来，我都要急匆匆跑过去，趁门开了跑进去，有时候实在里外都没人就只好等着，那种感觉一分钟都像是过了一个小时。”一位租客说，“为了掩饰尴尬，我通常拿出手机来玩儿。”

　　晚上大家下班回来，洗衣服做饭洗漱聊天，群租房内开始进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光，李可嫌吵，直接在客厅贴了张告示——晚上9点以后不准在客厅聊天说话，可是这似乎并不奏效。晚上11点之后，洗澡声、马桶冲水声、洗衣机转动声、打电话聊微信声不绝于耳。有人熬夜工作不肯关灯，连带着噼里啪啦敲击键盘的声音。有一次，李可在卫生间里洗澡，有人进来上厕所，出去的时候没有关门，让她着了凉。为此，李可差点与那人大打出手。

　　尽管时常带着愤怒，李可还是不愿意搬走，她曾有过复杂又曲折的租房经历。“被中介骗过、遇到过难缠的房东、因为工作调动为找新房子急得团团转......”

　　“租房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侵权问题已给青年人才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廉思说。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中，仅有26.3%的人表示在租房过程中未遇到权益受损问题，33.3%的人表示自己曾经遭遇房东临时清退，且无补偿，41.3%的人表示自己曾遇到租金不按合同随意上涨的情况，更有43.8%的人表示自己曾遭遇过黑中介克扣甚至骗取中介费。

　　李可的同事有在燕郊买房子的，“上下班要两个多小时。”李可在一周一天的休息日整理着衣服，“只为活着，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她将叠好的衣服放进旅行箱，群租房内没有衣柜，李可就准备了4个旅行箱，一个大过一个。高低床的一角挂了5个包。

　　李可说自己的目标还没有完成，所以不能离开北京。“自己当老板，开培训机构，这只是小的目标。”春天的柳絮飘进了屋子里，李可抓了抓，却没抓住。一同飘进来的还有不远处北京站的整点报时钟声。“大的目标，现在还不能说。”李可补充道。

　　这个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的高才生曾经在通州租过一居室，每月租金2000元，占李可当时收入的五分之一。“晚上下班特别晚，通州的大马路上没有人，远远的突然走过来一个，像幽灵一样，特别吓人。”

　　“每天上班干吗?挣钱买房子。买房子干吗?还房贷。”李可说很多人的生活进入了恶性循环。她觉得这座城市过于功利，在嫌弃的同时，自己也成了它功利的一部分。所有的意义就变成“讨生活”3个字。

　　“回家乡才是拼爹，在这里更公平”

　　尽管有各种牢骚，但群租客们依然对北京以及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怀有愿景。

　　在一套群租房的6人间里，住了4个河北姑娘和两个甘肃姑娘，“五一”小长假结束后的第一个晚上，这间并不宽敞的屋子里笑声不断。来实习的兰州大学的女孩们就要结束实习离开北京了，剩下的人为她们举办了一场小小的欢送会，几瓶啤酒，几碟小菜，聊天就是这场欢送会的全部内容。

　　跟房子里其他租户的形同陌路不同，在来自河北的赵爽所住的6人间里，大家一直相处得很愉快。总说要搬走，可是因为太忙了，没空找房子。就是晚上回来睡个觉，所以没搬走。在她看来现在住的地方挺方便，“一块住的人这么多，大家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就是个互相迁就呗。”

　　现在，6人间里只剩下赵爽和张萌两个人了，张萌是医院护士，不经常回来。“再过几个月，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房子，我打算跟张萌搬出去合租，不再住群租房了。”赵爽说，“群租早晚有一天是要被取缔的，我也赞成取缔群租。可是现在大家挣得不多，北京房租又贵，那还能怎么办?一块租房可以，做成那种宿舍式的管理可能好一点。”

　　赵爽去年3月还没毕业就只身来到了北京，会计专业的她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会计。因为“太安逸了，每天都没事干，就是坐着刷网页聊QQ”，所以今年年初，赵爽选择了跳槽，现在她在一家证券公司谋得了一份后台咨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