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11日，我写信给当时的天津市市长李盛霖，并附上10张加急放大的谦祥益等处的彩色照片，请市长关注此事。
然而，动迁工作已经开始。我们想从这快速启动的列车上抢救下濒死的估衣街可能性极小，但是我们要用行动来为这条老街留下些什么。
1999年12月16日，我召集了天津有志于城市文物保护的志愿者，决定做四方面工作：第一，请专业摄影师将估衣街挨门挨户地进行摄像，留下估衣街鲜活的音像史料。第二，通过拍照片的方法，在对估衣街仔细的文化搜寻中，将所有有价值的文化细节留在照相机的底片上。第三，访问估衣街的原住民，用录音机记录下他们的口头记忆，保留估衣街的口述史。第四，搜集相关文物，必要的文物花钱买，挽留估衣街实证性的文化细节。
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对估衣街的保护工作收效显著。我们这些志愿者们几乎是从工人们的大锤下将一件件宝贵的文化遗存抢救下来。他们不断从现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们新发现的每一组砖刻、石雕、牌匾或传之久远的原住民的生活用品。
在天津总商会遗址的第七号院，抢救下来两处门楣处的砖雕和房屋托檐石的雕刻。石件巨大，石色青碧，至少200斤，雕为博古图案，应为天津砖雕鼎盛期的精品。
另一块石碑则发现在一居民屋中，房主已经搬走，满地垃圾。这块石碑可能为这户居民所藏，但因石碑过重，搬迁不便，就丢弃在这里。此碑是山西会馆和江西会馆之间的界碑，立于清光绪辛卯年(1891年)，应是庚子之变(1900年)前估衣街兴隆之见证。
这些事本来都应由当地政府的相关部门来做，但文化与文物部门鲜见人至，不仅如此，这些机构此前数十年也没有做过实地考察。拆除之前根本没有文化调查，这一处重要的文化遗产实质上是废置着，但偏偏又挂着一块“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这实在是一个讽刺，也是一个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