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韩寒来说，上海的一切天经地义，但对于小四来讲，进入上海无异于一次“文化休克”。郭敬明初入上海时遭遇的语言障碍和与同学之间的疏离，他本能地将其放大成一种文化和经济歧视。这直接造成了他的凤凰男气质，必须要成功，用最绚丽的成功符号证明自己的存在感。这是一种悲壮的逆袭。但此时的韩寒还沉溺于对学校体制的不屑和玩玩闹闹之中，对于未来，他没有“一定要争气”的小城气质，一切都风轻云淡。他过于顺利，顺利到都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来为自己纠偏。
如果韩寒是匕首，小四就是冰激凌
如果不是后来的博客时代，两个人的喧闹程度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两人公共言论的话语方式以及各自公共形象的建构，让他们产生了奇观式的差异性。其实，客观地讲，韩寒和小四都是标准的享乐主义者或者说世俗主义者。这个时代出生的人大都如此，这并非他们的对与错，而是无从选择。
进入90年代之后，一切事物的逻辑合法性是建立在对消费主义的倡导之上的，这不但能对外显示政治上某种改良主义开放作风，而且对于物欲的鼓动和肉身的享乐，某种程度上可以推迟精神上的启蒙可能和政治上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必然有着这样的取向。但韩寒和小四却用不同的方式包装了各自的享乐主义风格。
韩寒一直把自己打扮成雄性动物，不掩饰但不下流地泡妞、狂热地热爱赛车，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风流的、个性的、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不屑一顾的侠客形象，但没人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他自己的有意构建的形象工程还是真就如此。而与他相对，小四一直以一种阴性的形象出现。他不嚣张、不指摘，毫无攻击性，用感性的文字表达青少年特有的忧伤。他们的公共形象构建得如此分明，从此开始吸引了不同的消费者。他们都应该感谢对方，各自无意中成就了中国文化领域的蓝海战略而不是针对同样的受众相互厮杀。
韩寒和郭敬明的路径选择其实就相当于两个吃货各自爱着辣椒和甜品，辣椒被公众赋予了革命的色彩，而甜品被命名为顺从的标签，他们二人从此被框定在了两种象征之中。
韩寒是中国的幻象 郭敬明是中国的真相吗，下一页更精彩
对于韩寒来说，他由充满批判性的杂文获得的声誉，一方面有他个人兴趣的驱使，也有他本人深刻认同的价值观，但其实他从一开始就无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他不想与囚禁和实体政治发生关系，所以，他的文章虽然尖锐但始终在线内舞蹈。人们看到了某种苗头，拼命扇风，在自high的同时，也感染了韩寒，至少在某一个阶段确实如此。那段时间内，他或许真的享受某种旗手的感觉，一呼百应。但郭敬明，一直以絮语和独白的文体描述着青春期的忧伤和快乐，他所描述的一切都只与物欲有关，对于体制与现实，他主动躲避，就如同绝大多数闷声发大财的中国人一样。只不过他过于显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