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浙江大学鼓动了半天，却没有人报名参军——这是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兵役法》规定，在校读书的学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长和老师也反对学生从军。
浙大的教授们觉得，雷海宗的理论近似于“法西斯蒂”、是“以军国主义对抗军国主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主张青年学生应该好好读书，认为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才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最佳途径......
蔡智诚原本也是准备听从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可是，军校教官的几棍子，不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脑袋、也把蔡智诚打糊涂了，他想：国军教官的素质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蛮又该到了何等地步，让这些流氓一样的军人保护国家，社会的文明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学生带着这个困惑回到家里，没想到却又遇到了另一件烦心事——姐姐被乱兵打伤了。
44年夏天，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大溃退引发了难民潮。当时，在四川的人听说湖南湖北败了、认为重庆很危险，就想往贵州和云南跑;在贵州的人看见日军进了广西、恐怕国军抵挡不住，又想往云南和四川跑;而云南边境也在打仗、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了，昆明的人也觉得危险、也想往外跑......于是乎，位于云贵川三省要道的遵义县就成了难民聚集的中心。
遵义设置了许多“难民救济站”，五花八门。
一类是政府的民政机构，他们在衙门里办公，有赈灾款、可以征用民房、还能调动警察维持秩序。但他们要检查求助者的身份证、难民证和疏散证，对证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难的民众大多没有携带证明文件，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另一类救济场所是各省的“同乡会”。他们在庙宇祠堂里实施救济，不查证件、却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乡才能有饭吃、有地方住。
“美国援华协会”也在路边搭建了“救济棚”，设有治疗室、厨房、浴室和厕所。他们不查证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两顿饭，但只接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对年青男子概不欢迎。
蔡智诚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济棚”里当医生，负责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区域是不许男人进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里突然闯进来几个国军士兵，翻箱倒柜、吵着要什么“盘尼西林”，蔡智慧一边赶他们出去，一边解释说这里只是个救济站、没有那么贵重的药品。当兵的火了：“美国人的地方，怎么会没有西药?”，还说“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把贵重东西都偷去卖了!”，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还把蔡医师给打伤了。
蔡智诚赶到医院的时候，看见姐姐的病床前聚着许多同事，好些人气得直哭。“援华协会”的负责人马力(Mariotte)先生正冲着遵义县长大吼大叫：“中国的军队太糟糕!中国的军人太野蛮!”，那倒霉的县长只有连连点头，保证一定“严惩肇事的歹徒”。
看到这个场景，蔡智诚的心里十分难过。他觉得，马力先生骂县长，实际上也是骂了所有的中国人。
当天晚上，在留给父亲的信中，蔡智诚这样写道：“国家沦落到如此地步、军队堕落到如此地步，处罚几个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来，雷海宗先生所言极是，知识者应投身行伍，努力改造旧军阀之流氓习气......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军队，方能切实承担保护国民之重责......”。
于是，这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拿定主意不念书了，要去“改造旧军队”。
第二天，他跑到教务处办理退学手续。浙大的训导长费巩(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45年被军统暗杀)听说蔡智诚准备去参军，考虑了一阵，在申请书上批示：“准休学一年”——学校给他保留了学籍。
就这样，1944年6月，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蔡智诚同学J u q i n g w . c o m弃笔从戎，满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